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我國“十四五”時期新型城鎮化目標 花園村小城市培育成浙江“試驗田”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我國“十四五”時期新型城鎮化目標
花園村小城市培育成浙江“試驗田”
編者按: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我國“十四五”時期新型城鎮化提出明確目標要求,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65%,發展壯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
將浙江發展現狀與這一目標要求作對比,不難發現,在諸多方面,浙江已經逼近或提前完成了目標——2019年,城鎮化率就已達到70%,11個設區市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均超60%;“四大建設”中大都市區建設聚焦壯大城市群和都市圈,目前全省四大都市區建設成效顯著。
但爭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省的浙江,不會止步于此。在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下,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做好城鄉協調發展這篇大文章,便是浙江發展的新機遇。
“試驗田”里育良種
探討新型城鎮化,城鄉關系是不可回避的問題,而這之中,城鄉融合又是不折不扣的題眼。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兩處提到城鄉融合——
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強化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
“這為我省進一步推進城鄉融合,推進新型城鎮化明確了方向,可以說也是兩項基點工程。”浙江省發改委城鎮處相關負責人說。
實際上,圍繞這兩個“基點”,浙江已經開辟了兩塊全新的“試驗田”,進行與時俱進的探索。
體制機制方面,日前,作為11個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之一,浙江嘉湖片區實施方案正式獲批。計劃到2025年,試驗區在健全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愿有償轉讓退出農村權益制度、探索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等五大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全國前列,城鄉差距持續縮小,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70%。
據了解,國家城鄉融合試驗區建設,國家層面共11項任務,分解到嘉湖片區的有5項,包括建立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愿有償轉讓退出農村權益制度、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搭建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平臺、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體制機制。
浙江為何將這片“試驗田”定在嘉湖?
城鄉收入差距,是衡量城鄉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標。2020年嘉興、湖州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為1.61:1、1.66:1,均衡度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6:1。
浙江是全國城鄉差距最小的省份,嘉湖又是省內城鄉差距最小的地區。這片“試驗田”,將是浙江實現城鄉融合破題的重中之重。
借助國家試點,嘉湖能將一直想推、但又無法推下去的重要改革大膽干起來,在戶籍制度改革、城鄉產業協同發展等方面率先破題。
“試驗區將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突破城鄉融合改革瓶頸,穿越改革深水區,如‘農地入市’,受現行法律、政策限制,大部分成果還不能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參與規劃編制的研究人員如是解釋。
基礎設施方面,去年年底,浙江省政府公布第四批省級小城市培育試點名單,花園村入選,成為全省首個“村域小城市”培育試點。
浙江有底氣在花園村開啟這項在全國具有首創意義的探索,正是基于花園村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
花園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模式,以及圍繞優化基礎設施規劃的村級多規合一,都是接下來向全省推廣的重點。
這讓人們看到浙江新型城鎮化探索的一種新可能——新型城鎮化不是消滅農村,而是要讓農村具備城市功能,成為新型城鎮化中的新層級。
如果將以上兩塊“試驗田”看做“十四五”時期,浙江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新起點,也有理由相信,“十四五”時期,浙江必將在這個方面繼續走在前列,為全國提供更多“浙江經驗”。
暢通城鄉經濟循環
兩塊“試驗田”往近了看,能為浙江進一步新型城鎮化提供范式,但往遠了看,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能夠為浙江率先構建新發展格局打開新局面。
202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潛力后勁在“三農”,迫切需要擴大農村需求,暢通城鄉經濟循環。可以說,“暢通城鄉經濟循環”是實現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
“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的設立,為浙江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新機會。”浙江省發改委城鎮處相關負責人說。在嘉湖片區建設過程中,我省將從錢、地、人等角度切入,實現城鄉“雙贏”,用好城鄉資源、擴大城鄉資源,早日形成可推廣借鑒的發展經驗,推動全省高質量協調發展。
一個試驗區,真的蘊藏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從浙江松陽的一個小山村能夠看出端倪。
大山深處的松陽四都鄉一度因為山高路遠成為“空心村”。近年來,這里的鄉村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吸引外來資本,建民宿、建書店、建文創基地。人氣旺了,曾經凋敝冷清的鄉村再次煥發出活力。最近五年里,四都鄉累計吸引外來工商資本投資超過4億元。
可見,如今的中國鄉村正在成為吸引資本、人才流動的新熱土。而這背后的重要原因,便是新業態的發展,架起推動城鄉循環的重要橋梁,推動了內需市場的擴大,暢通了國內大循環。
而在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嘉湖片區的方案中,為提升鄉村產業能級,推動新業態發展,嘉湖將“城鄉共同體”作為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業態布局的內在邏輯,謀劃了南太湖高新技術產業園、嘉興秀水新區、南湖農業經濟開發區等6大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平臺,為培育新業態注入動能。
而戶籍制度改革將加快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在方案中,第一條試驗措施提到:聚焦城市落戶“進得來”、農村權益“帶得走”,健全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愿有償轉讓退出農村權益制度。
“戶籍制度改革,將進一步打破城鄉人口之間的界限,在暢通城鄉經濟循環中扮演重要角色。”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新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說。
但在卓勇良看來,探索還可更加大膽。“城鄉融合,不僅是要想進城的農民可以進城,還要讓入鄉的城里人進得去鄉。”這一觀點正是源于去年底卓勇良到另一塊“試驗田”花園村的調研,彼時,花園村剛剛成為我省首個“村域小城市”試點。
“這就要求浙江在城鄉融合過程中進一步提升鄉村能級,讓村民實現就地市民化。”卓勇良說,就地市民化一旦完成,便能在開拓農村市場的同時,提升村民的消費水平,讓經濟在鄉村內部循環起來,從而進一步強化浙江城鄉一體化的比較優勢,推動全省新發展格局的構建。
第三極之爭的內生動力
關于花園村這塊“試驗田”的意義,涌金君曾做過詳細分析:
《浙江在全國首創“村級市”,未來農村會“消失”嗎?》
《涌金策|浙江首個“村級市”為什么是花園村?原因是“三個千”》
這次涌金君多用些筆墨講講國家成型融合發展試驗區。
如果說城鄉融合發展,是這片“試驗田”的第一關鍵詞,那另一個關鍵詞便指向嘉湖一體化。
而這個指向,將牽扯到一個人們更為關心的問題,浙江經濟第三極之爭。
換言之,“新型城鎮化”將成為引子,引發一場激發整個浙江發展內生動力的區域競爭。這也是涌金君將新型城鎮化看做浙江發展新機遇的重要原因。
2019年,在浙江大灣區規劃建設過程中,嘉湖一體化被提出,2020年的省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到,啟動實施杭紹甬、甬舟、嘉湖、衢麗花園城市群一體化行動,加快推進城市群同城化。
經過兩年的探索,嘉湖一體化已取得一些成績,兩地共推數字經濟、旅游會展協同發展,共謀嘉湖城際、水鄉旅游線,共建“練市—烏鎮”一體化合作先行區,一體化發展邁入縱深推進新階段。
但放眼全省,同一時期被點到杭紹甬、甬舟、衢麗一體化相比,嘉湖兩市的聯動遜色不少——這兩年,杭紹臺高速先行段通車,杭紹城際鐵路試跑,杭紹臺鐵路鋪軌,紹興拉近了與杭州的時空距離;甬舟鐵路開工,甬舟一體化邁入新階段;衢州麗水同為大花園核心區,以綠色為基地的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有聲有色……
有關專家認為,與其他地區相比,嘉湖一體化進展偏慢,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嘉湖之中沒有能夠帶動周邊發展的高能級城市,其二,兩者之間存在能級上的差距,發展中找到契合點難度更大。
而在涌金君看來,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或許能夠成為嘉湖一體化的新切入點,為兩地發展打開新局面。
作為我省城鄉差距最小的地區,無論是發軔于16年前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還是當下正如火如荼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國家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嘉湖兩地早已為城鄉融合提供了一系列寶貴經驗。
過去,人們總習慣將這些經驗獨立看待,但如果把嘉湖作為一個整體,這便是兩地能夠超脫城市能級,促成一體化發展的最好方向。
在采訪中涌金君發現,面對全新的“試驗田”,嘉湖兩地做了充分準備,這背后也藏著嘉湖兩地的發展目標。
嘉興市發改委主要負責人表示,嘉興正著力打造浙江經濟第三極,但在從2020年11市的GDP看來,其不僅與溫州、紹興存在不小差距,緊隨其后的臺州也僅是一步之遙。
“這次試驗區,將是十四五時期,嘉興乘勢而上的關鍵。”該負責人說。從嘉興的十四五規劃中也能看到此般雄心,嘉興的“十四五”規劃提到:2025年,地區生產總值9000億元以上、力爭1萬億元。這一目標直逼溫州,超過紹興。
而湖州,作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當之無愧的“黑馬”,近兩年來,發展動作頻頻,去年滬蘇湖高鐵的開工與商合杭高鐵的通車為其未來發展打下基礎。
由此看來,試驗區的設立,不僅為嘉湖一體化打開新局面,更讓溫臺與嘉湖的浙江發展第三極之爭有了新的看點。
日前,溫州市政府與臺州市政府簽署《溫臺民營經濟協同發展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圍繞溫州新時代“兩個健康”先行區創建與臺州新時代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強市建設,共建溫臺民營經濟協同發展高地,打造長三角金南翼重要發展極。這一舉動,頗有些“接招”的意味。
“城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本就是常態,這種良性競爭能夠推動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首席研究員秦詩立說。
無論是以城鄉融合為切入點的嘉湖,還是共擎民營經濟大旗的溫臺,這也都呼應了,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發展壯大城市群和都市圈。
當全省各地都動起來,浙江發展的新機遇也便不言而喻了。